张家川圪垯川遗址的主体，是距今6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史家类型的一个环壕聚落，环壕内面积有8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环壕聚落。方形半地穴式大房屋面积可达100多平方米，对称规整，保存得也很好。中心广场的窖穴容积近60立方米，底部残存近10立方米的炭化粟、黍，折合下来得有数千公斤粮食，是目前所见仰韶时期单体规模最大的粮仓。房屋、墓葬所出陶器制作精美，尤其是带有特殊符号的大口尖底陶罐、彩绘鱼龙图案的葫芦形陶瓶和玉权杖首最为引人注目。这些都显示陇山附近距今6000年左右的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可能已经出现拥有较大权力的首领，是中华文明化进程中的领跑者之一。

　　《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考古历史学家徐旭生等考证认为，黄帝和炎帝是两个同源部族历代首领的称谓，两个部族都发源于黄土高原，发源地以渭河上游最为关键，后来他们向东迁移的路线是炎帝部族偏南，而黄帝部族偏北。炎帝部族从渭河上游偏南东移，就有可能抵达崤山以西的晋南豫西等地；黄帝部族从渭河上游偏北东移，就会到达陇东陕北等地。甘肃、陕西理应是黄、炎部族，尤其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区域。传说中黄、炎晚于伏羲女娲，考古上仰韶文化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因此，陇山两侧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初期、早期、中期遗存，很有可能就是黄、炎部族，尤其是黄帝部族的早期文化。

　　5000年前陇东走进文明社会的殿堂

　　如何才算进入文明社会或者国家阶段？历来争论不已。恩格斯提出国家有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以地区划分国民，就是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主要就是“王权”。以上述两个标志来衡量，距今5000年左右，陇东地区已经明确出现早期国家，成为最早走进文明社会殿堂的地区之一。而社会的加速发展更是早在距今5300年左右即已开始。

　　距今53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晚期，秦安大地湾遗址面积扩大到上百万平方米，有了40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前厅、中堂、后室、东西厢，中开三门，主次分明、中轴对称、布局严整，是和后世中国古典宫殿建筑最为相似且年代最早者。中央火坛直径2米，两个顶梁柱直径近1米，规模宏大气派。礼县高寺头遗址也有类似的宫殿式建筑。

　　距今5000年左右，在陇东地区出现了当时面积最大的聚落遗址——庆阳南佐都邑遗址，遗址面积至少600万平方米，遗址中部是由两重环壕和九座夯土台围成的面积30多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再中间为有围墙和“护城河”的上万平方米的“宫城”区，中央的夯土墙主殿建筑面积700多平方米。圆形和方形的夯土“九台”，每个底面都在1600平方米以上，外侧还有宽大峻深且夯筑底壁的环壕。南佐聚落如此大的规模和强大的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的证明。宫城附近出土了和祭祀相关的精美白陶、黑陶，以及大量水稻，存在明确的专业分工，体现了对远距离的贸易控制。南佐遗址所在董志塬上之前仅发现个别小型的庙底沟期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涌现出超大型聚落，显然不是在原有聚落（社会）的基础上自然发展而来，而是附近很多人口迁移聚集的结果，这实际上就打破了原有各氏族社会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地缘关系，意味着诞生了一个以南佐都邑为核心的早期国家，控制管理范围可能涵盖黄土高原大部地区，可称“黄土高原古国”或“陇山古国”。因此，南佐遗址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最重要的见证之一，甘肃也就成为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之一。

　　陇东地区有不少关于黄帝的传说，如黄帝问道于广成子、问医道于岐伯的故事，正宁县子午岭西麓还有黄帝先人坟。由此推论，南佐都邑有可能是5000年前的黄帝部族之都，但却不见得是轩辕黄帝之都。我们根据陕北地区石城的兴起和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巨变，曾推测轩辕黄帝诛杀蚩尤的涿鹿之战发生在距今4700多年，南佐都邑的年代显然早于轩辕黄帝。

　　5000年前陇西开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

　　距今5000年左右，陇东地区因空间限制、人口聚集而进入文明社会的同时，陇西却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社会发展道路。这里向西向南还有大片未开垦的适合发展农业的坡地、高原、绿洲，增加的人口只会不断向外迁徙，而不是从内部形成文明社会。所以我们会看到马家窑文化仍然是相对平等的氏族社会，盛行彩陶这种热烈奔放的“平民的艺术”，我们会看到因马家窑文化的扩展影响，从而形成最早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可称之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