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刘廷玺：“如果要用草原上的一种植物来形容自己，你会选什么？”他说：“我更喜欢差巴嘎蒿。”差巴嘎蒿，一种广泛分布在我国东北部及内蒙古东部科尔沁沙地上的半灌木植物，主根粗大，可以深深扎入地下2到3米。“沙地虽然干旱，但只要下过一点雨，地里首先冒出来的通常都是差巴嘎蒿。有了差巴嘎蒿流沙也就固住了。而且我们搞生态的人注意看‘尾篇’，到了11月天寒地冻，还有哪些植物没有枯死没有被冻坏？还是差巴嘎蒿。”与沙结缘，不惧环境的恶劣，即便在最严苛的条件下也能旺盛地生长，拼命用根抓住每一粒沙，行使自己的使命直到最后，这确实是对“草原量水人”、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校长刘廷玺生动的写照。

“学者”刘廷玺

博士毕业后，刘廷玺没有等到自己的毕业典礼就急匆匆整理好行装踏上返乡旅程。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拿到博士学位算是学术生涯上的一个里程碑，何况异国求学不易，合该追求一点“仪式感”留作日后回味。但刘廷玺几乎没有犹疑，因为5月到了，沙地上的草已经长起来了，要让自己多年所学能为改善家乡环境作出贡献，就一定要从植被生长周期的一开始跟踪观察。

从求学到从事科研工作，刘廷玺始终与草原上的水打着交道，为干旱少雨的沙地寻找水源，为有限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方案。1989年，刘廷玺考入内蒙古农牧学院（现内蒙古农业大学），攻读农业水土工程硕士学位，1990年又到河海大学学习水文学及水资源学，1992年获硕士学位。学习期间长时间与日本该领域专家交流合作，且有良好的日语语言基础，因此刘廷玺选择两次到水文生态领域技术领先的日本岐阜大学留学、访问，从事干旱区水文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合作研究，并获得生物环境科学博士学位。

“我觉得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事情，从中获得的成就感不是用金钱可以解释的。”原本应在9月毕业的刘廷玺，5月就完成了答辩，并毅然拒绝了用优厚待遇挽留他的日本公司，启程回国。当时的刘廷玺，满脑子都是已近在眼前的科尔沁沙地“生育期”，找到水、用好水，刘廷玺仿佛已听到一曲蓬勃焕发的生命乐音。等到第二年5月新的“生育期”到来不行么？不行！2003年是水文学上的“干旱年”，要想把握生态发展规律，必须从最低点入手，获得最初始的准确数据，才好开展后续工作。这是学者刘廷玺对专业的执着，也是赤子对家国的依恋与承诺。

“行者”刘廷玺

“2002年，我走遍了科尔沁沙地，看到那里的状态，我深知要改善当地环境，可能花一辈子时间都做不完。”因此，刘廷玺不愿轻易停下行走的脚步。

提到科尔沁，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大草原，进而联想到整个内蒙古地区“风吹草低见牛羊”如诗如画般的美景。事实上，由于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改变，以及对草原的无序利用，从清朝开始这里就在逐步被沙地蚕食。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当地经济飞速发展造成产业结构欠合理，开发方案少远见，植被被大量破坏，水资源被过度抽取，使内蒙古本就复杂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不堪一击。科尔沁沙地总面积约13.7万平方公里，是我国四大沙地中面积最大的，横跨华北、西北、东北部地区多个省份。虽经数十年保护和恢复，到2002年仍存5万余平方公里。

造成土壤沙化的一大原因是干旱，解决干旱就需要水。内蒙古经济要发展，农牧业、矿业、能源产业都是支柱，也都是用水大户。如何做到蕴养环境和提高当地民众物质生活水平两不误，就需要刘廷玺这样的“量水人”找水、护水，给出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2003年，刘廷玺带领团队建起内蒙古农业大学科尔沁沙地阿古拉生态水文实验站，为荒漠化防治监测水文、土壤、大气环境和植被生态的变化。在这片只有55平方公里的小型生态观测基地中，包含了沙丘、草甸、农田、森林、湖泊、湿地等多种生态系统。为找到这块理想的实验地点，刘廷玺用了12年时间走遍了内蒙古几乎80%的地区。

与艰苦、劳累比起来，刘廷玺最担心的是这些观测基站能否与当地牧民和谐相处。“好在当地的蒙古族同胞纯朴、善良、热情。”2003年，刘廷玺团队选择了一家经济条件并不理想的牧民家庭，借用他们的房子为基站建设打基础。“他们不仅无条件支持我，还帮助我和其他牧民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土生土长的内蒙古人刘廷玺回忆起这两位已故去的牧民朋友时，仍动情地称他们“老乡”。